[转载]美华转载：李进口述文艺样板戏（一）

原文地址：美华转载：李进口述文艺样板戏（一）作者：美华 发动戏剧革命 六十年代初，我身体恢复了健康，更加希望不要被革命运动所忘记。我开始用自己的名字在青年和妇女杂志上发表文章，结果无人认同。重要的是，我又恢复了旅行，可以向中央汇报所见所闻，参加一些中央会议。当然，这些只是我冲破障碍的开始。

我告别舞台多年后再次出现在舞蹈、戏剧和音乐领域，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批评。正当我很快在艺术领域拥有工作权利时，人们拒绝与我合作，一些人还阴谋反对我，但是他们的反对并没能阻止我向前冲锋。毛主席曾经说过。文化大革命是一场“不在教室里上的政治课”。

此话一语双关。一九六O年初，我在贯彻这个指示的同时。也向群众传达主席的这项指示。以往只要主席察觉到

自己在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中失利时，就会离开中央，不通过党的正常管道，亲自去接触真正的支持者，那就是人民群众。

这样做的智慧来自对中国悠久历史的认识。按照传统说法，只有以自信和实力面对人民者才是顺应了天意，证明作为领导的勇气。

从毛主席身上就有利地证明了这个政治道理。在我身上也得到同样的体现。

文化革命前，我经常拜访上海市长柯庆施，与他讨论戏曲改革的哲学问题。我强调，实践和认识是相互依赖的，实践产生认识，认识引导更多的实践。在塑造英雄时，音乐、唱段、对白、舞蹈、服装和舞台指导都要服从“三突出”理论：首先，突出先进人物；第二，在先进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；第三，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。这一原则被应用到后来的样板戏中。

我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“鬼戏”。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，上演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戏剧，与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不相适应的。

最让我无法接受的封建戏剧，是一九六一年上演的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、孟超的《李慧娘》、田汉的《谢瑶环》。上海市长柯庆施同志支持我铲除戏剧中的宗教迷信、牛鬼蛇神和封建糟粕，这在当时的领导人中为数不多。一九六三年一月，我号召有影响的演出团体抛弃旧曲目，学习“八届十中全会”精神，创作新戏剧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三年，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。

刘少奇却说，允许描写帝王将相，但不应多写。谈到艺术，他说资本主义一一我们叫新民主义时期——的音乐、小说、诗歌、戏曲的水准还没有达到封建时期的高度。现在创作的小说、戏曲大多数不如封建时期的作品。因此，描写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的作品可以演出。

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，陶铸在广东谈了知识分子问题，大部分谈话带着对知识分子的蔑视，实在不清楚他的动机是什么。第二年春天举行了一系列全国性的文艺工作会议。

陶铸出席了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的会议，目的是提倡现代戏剧创作。他还出席了文艺创作座谈会。五月二十三日，他又参加了另一个重要的文艺会议。

直到最近，我才明白陶铸高调参加这些会议的真实目的。一九六三年五月以前，他对文化的政策不为人知；甚至一九六五年，人们还不了解他的想法，姚文元首先认真研究陶铸的作品。他曾写文章评论陶铸的两本书，也论证陶铸确实支持四条汉子，反对我和毛主席的文化方针。姚文元的揭发公开后，我们发现林彪是陶铸的后台老板。

而且，最近才揭露出来。林彪和刘少奇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关系密切。

一九六四年，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现代京剧汇演上，首次讲了关于京剧革命的问题。这篇讲话被延误了三年才发表，别人的讲话却可以立即发表。

一九六七年三月，《红旗》发表了我的讲话。为什么，因为敌人篡改了讲话内容，并拒绝正式承认。直到他们被罢免后，我的观点才被公开发表。当时，我们必须在戏剧方面培养一些榜样。

那时还在试验阶段的排头兵，有《红灯记》、《芦荡火种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林海雪原》，所有这些都正在争取获得样板戏的资格。当时观看这些戏并提出修改建议的领导人包括毛主席，当然还有“无产阶级戏迷”柯庆施和康生，还有我的同乡、公安部负责人。他想要一张我最喜欢的牡丹照片，我可不给他。

文化部的领导人阻碍了我的政治生活达三十年之久。在当时会演的几周里，我下决心要和“四条汉子”——周扬、阳翰笙、田汉、夏衍，还有张庚谈一谈。与在延安时一样，我不会报复他们。

我和他们友好地交谈，鼓励他们做出革命性的变革。他们默默地站着。我一直保持克制，因为形势还不稳定。那年夏天，我和主席怀疑这些人是叛徒、托派分子或国民党特务，只是缺乏证据。

为了摸清田汉的想法，我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参加晚宴。他们接受了我的邀请。吃饭时，我提出请他把现代戏《红色娘子军》改编为京剧，他答应了。但是，他编了几个星期后，结果比原作糟糕多了。

北京京剧会演非常成功，但刘少奇和王光美很不满。从八月到九月，他们开始在各地活动，名义上是为了推动“四清运动”的开展，而实际上是在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周总理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些情况。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，他论述了本年度的文化发展，阐明人类历史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。

我第一次作为家乡山东的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有一部根据长征历史改编的电影，给我留写了改革的印象。我放映给毛主席看，主席说它是“宗派主义”，因为没有反映战争中部队之间的团结合作，只孤立地描绘红一方面军的作用。为了纠正电影中的“宗派主义”和“山头主义”，毛泽东建议做有针对性的修改，但是林彪和他的同伙极力阻挠修改他们的电影。

我与彭真之间的矛盾早在“文革”前就已经存在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去北京市委参加会议。

请求彭真允许我给北京京剧团提供一些革命的剧本和乐谱，当时他置之不理。后来到一九六五年，李宗仁回到北京，毛主席设宴款待。我本想参加宴会前的接见，但得知彭真也参加，所以我只参加了宴会。在宴会上，我鼓起勇气走向彭真，请他和我到宴会厅外的房间谈一谈。

他出来后，我向他解释了自己把社会主义引入文艺领域的愿望，并举了张春桥的例子。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。

他在我的鼓励下，组织了对芭蕾舞剧“白毛女”和其他戏剧的改革。我拿着一份京剧曲谱，再次请彭真给我一个剧团，进行我自己的改革试验。

彭真生气地抓过曲谱，拒绝了我的请求。我把谈话向主席做了汇报，主席很生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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